我在蓋茨基金會工作進入第六年了。這幾年的感受之一，就是雖然比爾蓋茨的名字家喻戶曉，但是關于蓋茨基金會是做什么的，為什么這么做，怎么做，大部分人并不清楚。原因其實也很簡單，就是基金會成立 20 年來，做的東西其實一直非常“冷門”和“邊緣”：中低收入國家的傳染病防控(艾滋病、結核病、瘧疾、被忽視的熱帶病)、疫苗、藥物和診斷工具的研發和創新，減貧和發展。

　　貫穿健康和減貧的一條“金線”，就是疫苗。2000 年基金會成立，第一筆捐款就是捐贈 7 億 5 千萬美元， 共同參與成立了全球免疫疫苗聯盟 (Gavi)這樣一個新型國際組織。2017 年， 蓋茨基金會又共同發起成立了流行病預防創新聯盟(CEPI)，以支持應對大流行病的疫苗研發。

　　因為新冠疫情，疫苗研發突然成了全球焦點。一方面似乎我們應該高興，我們支持的工作突然受到了巨大關注;另一方面，面對疫情，誰也高興不起來。尤其是最近一些一度“消滅”新冠的地區，紛紛發現新病例并重新采取管控措施，說明在通過疫苗實現群體免疫前，社會難得安寧。從全球來看，由于新冠病毒具有極強的傳播能力，只有當世界的各個角落都實現免疫，人類社會才真正安全。

　　所以今天就想和大家講講新冠疫苗，到底什么時候能出來，以及， 出來了，到能控制疫情，還有多遠 。

　　新冠疫苗到底什么時候能出來?

　　可能需要 18 個月，但這其實已經非常快了。

　　研發一支疫苗的鏈條很長，從臨床前研究到最終上市，往往要花費 8 到 17 年的時間。哪怕之前研發用時最短的流行性腮腺炎疫苗，也歷時近 5 年時間才從獲取病毒樣本走到獲得上市資格這一步。

　　與傳統的疫苗相比，本次新冠疫苗的研發可謂“神速”。經過短短數月的研究，全世界目前已有 4 個疫苗進入臨床二期、3 個同時進行臨床一二期、2 個正在進行一期試驗。在這 9 支疫苗的“先頭部隊”里，有 5 支由中國廠家研發。

新冠疫苗與傳統疫苗研發時間對比圖源：新英格蘭醫學雜志

　　新冠疫苗之所以有望在 18 個月內面世，是因為研發的每個環節都行駛在“快車道”上。

　　在臨床前的測序環節上，中國在向世衛組織通知疫情后的兩周內就公布了 COVID-19 基因測序信息，比非典型性肺炎(SARS)時公布測序結果快了 10 倍、比中東呼吸綜合征(MERS)也快了 4 倍。

　　1 月 13 日，新冠測序結果公布僅三天后，美國國家過敏癥與傳染病研究所(NIAID)便依據信使核糖核酸(mRNA)技術制作出了病毒基因樣本并轉交給了 Moderna 公司，后者立刻做出了首個新冠候選疫苗。

　　在臨床試驗環節上，Moderna 和康希諾的新冠疫苗，從獲得病毒基因樣本到進入臨床只用了 66 天，比之前的“世界紀錄保持者”寨卡(Zika)疫苗的 190 天縮短了約三分之二的時間。

　　世衛組織在前兩天召開的新冠肺炎例行發布會上表示，目前已有超過 120 個候選疫苗正在研發，實際數量肯定還要更多，其中一些正在進行臨床評估。

　　“神速”背后是技術的進步，也是全球合作的結果。新型的 mRNA 疫苗技術只需要病毒的基因測序結果便可以生成候選疫苗。這大大提高了疫苗前期開發的效率。不過，因其技術開發難度大，花費高，此前并沒有廠商愿意花力氣進行投入。

　　CEPI 在過去幾年來資助了 mRNA 疫苗技術的發展，這也讓此技術在本次疫情的早期得以應用。在新冠疫情發生后，CEPI 第一時間資助了 4 個疫苗研發的項目，包括 Moderna 的疫苗。截止 5 月 11 日，已擴展到 9 個項目、4.48 億美元的規模。

　　接受 CEPI 資助的項目都必須承諾研究成果將普惠全球而非個別國家獨享，這就從科研的源頭保證了疫苗未來的公平可及。

　　同樣，為了支持突發疫情的科研工作，世衛組織在 2016 年建立了研發藍圖機制(R&D Blueprint)，不僅支持制定疫情中的臨床試驗標準，還包括選定研發的優先方向和病原體、設計研發路徑、提出產品目標特征。有了研發藍圖，科學家們可以在行業專家的指導和世衛組織的全方位協調下，更好地針對優先課題開展合規的研究。

　　疫苗出來就能控制疫情了嗎?

　　其實還差很遠，成功研發出安全、有效的疫苗只是“抗疫之路”的萬里長征第一步。

　　有疫苗之后，如果希望更快、更高效地實現全球全民免疫，后面有極其復雜的疫苗交付問題需要協調和解決，從產能到價格，到各個國家的準入和接種項目實施。所以如何大規模生產新冠疫苗并普惠全球是現在必須考慮的問題。

　　全球接種疫苗是實現人類對新冠免疫的必經之路。理想狀態下，所有國家的人民都應當有機會接種疫苗。然而不難想象的是，無論哪個國家率先生產疫苗，都將面臨優先滿足本國需求的壓力。但如果領先的疫苗研發國家都以本國優先為原則，其結果對全球公共衛生或許是災難性的。

　　因為疫苗的公平分配并不只是踐行人道主義，也是滿足全球公共衛生的需要。

　　無論前期如何準備，疫苗在誕生之初都無法立刻覆蓋全球。若要盡快控制全球疫情，短期內，誰應該優先接種?這不是一個市場競價能解決的問題，需要全球的公共衛生專家統籌規劃和協調。

　　誰應當優先的問題目前暫無定論，不過幾類人群值得特殊關注。首先是以醫務人員為首的易感人群，他們是離病毒最近的人;其次是容易造成超級傳播事件的人群，如集體住宿的員工、教師、學生、囚犯和接觸大量人員的從業者;關鍵崗位的職員，社會的運轉離不開他們;以及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和基礎病患者，這是面對新冠疫情最為脆弱的群體，感染后的重癥、并發癥、死亡風險較高，需要特殊保護。以此原則而劃分出的優先接種順序將超越國界，盡可能地在全球范圍內降低新冠的死亡和成本，加速社會回歸常態。

　　放眼全球，低收入國家受新冠疫情影響最大，并正在以一種危險的方式“掉隊”。越貧困的國家衛生條件越糟糕。缺乏清潔水源和基礎性醫療設施是貧困人口面臨的生存難題，再加上他們的工作很難轉移至線上，所以一旦隔離就會面臨停薪失業，僅這三個因素就大大增加了他們受病毒感染而死亡的可能。

　　除了感染疾病帶來的直接健康影響，貧困人口在疫情中還面臨著營養不良、食物短缺、長期失業、無家可歸等情況的惡化。根據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測算，在中低收入國家目前已經有 10 億人口處于饑餓狀態，而全球的嚴重饑餓人口或將在年底增長一倍。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甚至預測本次疫情可能摧毀非洲的半數工作。

　　因此，若在分配疫苗時忽略低收入國家，放任疫情持續，將很可能釀成全球的人道主義危機，造成無法挽回的后果。

非洲國家面臨嚴重的食品短缺圖源：BBC

　　2009 年的甲型 H1N1 流感是個值得反思的例子。當時研究人員只花了 6 個月便做出了新的流感疫苗，但幾乎所有供給都被發達國家壟斷。疫苗廠商最終向世衛組織捐贈了一小部分疫苗，但量級過小，H1N1 還是在全球造成了 18000 例死亡。新冠疫情在許多方面都比 H1N1 更為可怕——更具傳播性和致命性、對經濟和社會影響更大。如果 2009 年的 H1N1 疫苗的一幕重演，世界的損失將會更加慘重。

　　長期來看，達到新冠的群體免疫需要全民接種疫苗，這意味著數十億劑疫苗的產能。建設新的疫苗廠房往往需要投入數億美元并耗時數月，如果要在 12 至 18 個月內大規模生產新冠疫苗，針對疫苗廠房的投資建設和改造需要從現在開始。

　　然而這并不容易。

　　因為目前哪種技術將試驗成功還不明確，而不同疫苗技術對廠房的要求不同。滅活疫苗市面上很常見，但由于生產所需的生物安全 3 級標準廠房等挑戰，目前全球范圍內研發滅活疫苗的公司并不多。相比之下，生產 mRNA 疫苗依靠制備核酸分子，特點是可以快速并大規模生產，但由于技術較新，還沒有相應的生產設施、技術人員和質控工藝，且需要超低溫冷鏈運輸，難以滿足全球需求。其它疫苗，比如亞單位疫苗，需要有佐劑輔助提高免疫效果，在佐劑產量有限的情況下，疫苗生產有明顯瓶頸。

　　在技術前景不確定、各技術路線的產能有限的情況下，最穩妥的方式或許是提前為多個技術路線布局產能。不然，各國將面對疫苗成功研發但花費數月等待生產的尷尬。

　　誰為低收入國家買單?

　　要確保疫苗的公平可及，需要巨額的資金和充足的產能，而這些都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機制來實現。

　　這里就要說到我們前面提到的全球疫苗免疫聯盟(Gavi)這個組織。在世界銀行、世衛組織、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蓋茨基金會和各國政府的倡議下，Gavi 于 2000 年成立，專為貧困國家的兒童低價采購疫苗。

　　一方面，通過整合多個貧困國家的需求，形成規模效應，以可預測、相對大的需求量保障其議價能力;另一方面，再以捐贈國家的長期承諾向生產企業提供擔保，從而降低企業的投資風險和生產成本，激勵企業持續的生產和研發。在過去的 20 年里，Gavi 已經在 73 個最貧困國家支持了 496 個疫苗項目，累計已為超過 7.6 億兒童完成疫苗接種，減少了超過 1300 萬兒童的死亡。

　　在國際社會需要拿出“十八般武藝”來對抗來勢洶洶的疫情時，創新有效的融資工具也尤為重要。

　　2007 年，Gavi 在蓋茨基金會和五個國家政府的 15 億美元資助下通過“預先市場承諾”(Advance Market Commitment)的方式向藥企下訂單，為 73 個低收入國家持續采購肺炎疫苗。由于其良好的信用、長期的大額訂單，Gavi 采購疫苗時有較強的議價能力，往往可以將疫苗價格壓縮數十倍，讓疫苗在貧困國家的大規模接種在經濟上可行。下圖可以看出來， 在美國價值 1100 美元的疫苗 Gavi 可以談到 27 美元的采購價。

Gavi 整合貧困國家的需求極大程度上降低了采購價格圖源：Gavi

　　此外，Gavi 自 2006 年起便在資本市場上通過“疫苗債券”融資。借助國際疫苗金融工具“International Finance Facility for Immunisation”，又稱“IFFIm”，Gavi 的疫苗債在資本市場上借債，而背后是來自各國政府的支付承諾。有競爭性的利率和解決世界難題的用途讓疫苗債成為一個頗受資本市場歡迎的金融產品。

　　這些已經被驗證有效的機制，也可以用來保障新冠疫苗的公平可及。據 Gavi 預測，新冠疫苗誕生之初將需要 20 億美元的投資用于為 2000 萬醫務工作者提供疫苗、建立戰略物資庫以應對突發疫情并為高優先群體提供免疫。與疫情每天造成的數十億美元經濟損失相比，這筆錢并不算多。

　　Gavi 已經提議通過“預先市場承諾”機制，承諾以公平的價格購買大量疫苗，以激勵制造商投資于大規模生產;同時通過包括“疫苗債券”在內的創新融資方式，為擴大生產能力提供資金，確保關鍵原材料和設備的供應，并幫助實現疫苗的技術轉讓，從而加速實現疫苗的公平可及。

　　新冠疫情以來，多邊組織和各種政府也在積極行動。4 月 24 日，世衛組織和全球合作伙伴共同發出了 “全球合作加速開發、生產、公平獲取新冠肺炎防控新工具” 倡議(The Access to COVID-19 Tools Accelerator)。

　　5 月 4 日，為了響應世衛組織的倡議，歐盟與有關國家共同發起了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國際認捐大會，會上，各國承諾捐贈 74 億歐元，并重申了國際主義的立場，向中低收入國家保證所有研究成果將服務全球，而非個別國家。

　　5 月 19 日，在世界衛生大會上，中國政府也做出了 5 個承諾，其中包括在未來兩年提供 20 億美元國際援助;并承諾中國研發出的新冠疫苗，將作為全球公共產品，以保證發展中國家也可以獲得疫苗供應并負擔得起。

　　“疫苗國家主義”會導致滿盤皆輸

　　隨著疫苗研發工作的深入，一種“疫苗國家主義”的論調也在形成之中。一些國家已經開始嘗試從藥企獲取疫苗的優先供應權。政府固然要對本國國民負責，但若毫不考慮全球形勢并讓疫苗集中在少數國家手中，最終的結果將會是全球皆輸。畢竟，只要世界任何角落仍存有病例，那國際社會就將持續緊繃神經，旅行、生產、貿易活動也都無法恢復正常。

　　“疫苗國家主義”并不可取，這也顯示了強化國際多邊機制的重要性。包括世衛組織、G20、CEPI、Gavi 以及 “全球合作加速開發、生產、公平獲取新冠肺炎防控新工具” 倡議在內的多邊組織和機制，為各國政府討論、統籌并解決全球問題提供了平臺。這些組織積累了國際社會多年來處理各類公共衛生危機的寶貴經驗，是捍衛人類共同利益的重要手段。

　　在疫苗的前景還不確定之際，各國的疫苗供應都將面臨挑戰。而這恰恰是全球各界合作、制定公平分配原則意愿最強的時候，是各國政府、企業、研究機構、私營部門和國際組織借力已有體系來解決全球問題的良好機遇。

　　回看聯合國成立以來 70 多年的全球發展，國際社會已成為一張互相交織的網。雖然病毒似乎暫時撕開了國際社會的一道口子，但人類的共同命運是相互依賴，而非隔離。從這個角度講，新冠疫苗的意義不僅在于救人，也在于恢復全球的政治、經濟秩序，填補由疫情造成的社會裂痕。

　　蓋茨基金會今年成立 20 年。文章里提到的整個疫苗鏈條后面的機構和機制，可以自豪地說，大部分都和基金會的工作有關，有很多可以說是因為基金會的工作才成為現實的。這其中其實有大量機制上、而不止是技術和產品上的突破和創新。

　　我想這也是為什么基金會會關注這些“冷門”的領域。因為第一，這些領域其實關乎我們這個地球上大多數人的福祉 ，新冠用一種悲劇的形式提醒了我們這一點;第二，在這些領域里，其實更需要創新和合作的思維。

　　我想這一次，我們都應該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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